电子证据对于打击网络犯罪有用吗？ 作者：未知     时间：2016-01-29    来源：互联网

　　导读：现在网络应用无处不在，犯罪分子也是利用了这个平台造谣撞骗。那么我们可以拿着这些电子证据追究对方刑事责任吗？有用吗？请看下文。

　　根据公安部门统计，近几年来，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例的侵财型网络犯罪案件数量，以每年20%至30%的速度增长。针对网络犯罪的侦查，公安部提出，电子证据是打击网络犯罪的最佳证据。

　　“增长速度快、行为特征手段持续翻新、组织化色彩浓厚等，是侵财型网络犯罪的特点。”11月21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审判员杜曦明在“2015互联网刑事法制高峰论坛”上指出，目前在打击防范侵财型网络犯罪时，因立法活动的滞后性、司法适用不够明确、工作配合机制方面的问题，导致惩治和防范的效果难以彰显。

　　据了解，在各种网络犯罪的案件当中，侵财型网络犯罪的发案数量较多，行为方式也较多样，涉及的面较广，直接侵害老百姓的财产权益，是当前打击网络犯罪的一个重点。

　　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刑事处法官喻某某介绍，涉众型网络犯罪是重要的犯罪形式，而其破案率却大概只有1.5个百分点。

　　腾讯公司安全管理部总经理朱某某表示，在腾讯打击网络黑产的十多年中，利用用户行为和程序运行过程进行数据的建模，识别互联网恶意的数据，对将近10亿的恶意网址进行检测，每天拦截1200万次的欺诈和超过500万的诈骗短信。

　　腾讯公司郭某某表示，企业、法律界和政府应走社会共治的模式，共同推进法律的研究，既保证产业的健康发展，又能杜绝网络犯罪问题的发生。

　　非“单干户”成为打击难点

　　在互联网发展初期，行为人为了炫耀技术，会在攻击服务器或他人计算机等犯罪行为结束之后，留下调侃性的文件，比如“我来过了”“你的计算机已经不安全了”等，对被害人进行调侃、炫耀。

　　“这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比较小，调查取证难度不大，根据刑法第285条、286条能够进行较好的规制。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主任赵某某进一步指出，但今天的网络犯罪，早已不是“单干户”的个体行为。

　　赵某某表示，现在，网络犯罪已成产业链化，有专门收集公民信息的、有专门利用“伪基站”发布诈骗广告的，有专门开发木马软件的……分工日趋明细。

　　据数据统计，今年1月至8月，公安机关立案和查出网络犯罪的案件是31.7万件。

　　赵某某表示，成本低，收益巨大，造成网络犯罪的日益猖獗；与移动互联网相结合，各类社交软件成为网络犯罪的重要工具和阵地。

　　“更为头疼的是，这些交易、勾连的双方，可能相互不认识，也不会见面。”赵某某谈到。

　　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法制工作处处长李某某表示，网络犯罪的网上网下的界限逐渐模糊，以利益作为纽带，相互绑定、快速融合，使网络犯罪的谋利性在不断膨胀，助推了网络犯罪市场的形成，催生了一系列分工协作，利益共享的黑色产业链。

　　对此，李某某进一步指出，“当前网络犯罪发展的变化，决定了必须调整刑事打击策略，不能局限于打击单个犯罪和下游犯罪，必须立足于打源头、打团伙、打链条，并且既要惩治人，还要惩治网络平台。”

　　应用电子数据打击网络犯罪

　　朱某某介绍，从2012年开始，PC端的团伙向移动支付端转移，在2013年针对移动支付端的病毒包是4.5万个，到2014年达到13.5万。从2015年前三季度每个月感染的用户趋势可以看出，总体的风险趋势在不断上升。

　　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卫军表示，网络犯罪已向智能方向转移，趋势的增长，表明未来在打击网络犯罪层面要做的工作非常多，从取证、执政、质证和认证的环节，应用电子数据是打击网络犯罪的最佳方式。

　　据媒体了解，电子数据从2012年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类型，不过，电子证据的相关取证程序规定仍然很少，这种规则的缺失，使得其他部门法，特别是行政法领域的规定，在刑事司法实践中“充当”起了指导电子证据取证和认证的作用。

　　对此，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皮某表示：“关于电子证据合法性认证方面，在实体法层面，现已通过关于死刑案件证据认定的规定，如果能进行电子证据真实性的认证，就可以成为我们判断其他类似电子证据真实性的重要环节；关于证明力方面，除了依照其他的部门法认定之外，间接认定证据也是重要的方法，比如符合相关的国际标准，证据证明力的强弱，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撑，我们在信息化领域里规定了很多证据的标准，这些证据标准的复合性，特别是对于我们在取证过程中有重要的引导作用。”

　　推动完善大数据相关规则

　　现如今，打开百度地图、快的打车、滴滴打车等出行APP，通过后台的数据，就能反映出你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，到了什么地方；在淘宝、京东、美团等消费型APP上，只要点开某件商品，也会有大数据的留存。

　　那么，大数据能不能作为司法证据使用？皮某表示，在大数据时代，每个人手机中都有各种APP定位，这种方式取得的数据，能不能成为证明安全实施的证据，仍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需要的考虑；如果它可以成为证据，那么，在每个城市生活的人都将变得透明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某某认为，在大数据出现以后，隐私和侦查、个人信息权利和大数据构成了矛盾：在大数据公司收集个人的信息时，理论上，个人有选择权，然而在生活中，个人也并不知晓。

　　“中国的法律必须关注大数据，从实体法特别是民商法的角度来讲，必须明确大数据的权利意义；从审判角度来讲，对大数据要有一些相关的规则；从司法角度来讲，必须积极推动、参与构建大数据时代的法律规则，包括程序规则、证据规则。”刘某某进一步表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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